上纽大毕业生游怡婷：和“卷”对抗

游怡婷的优秀很特别，有同学说她“怪”——

别人喜欢的专业可能就一两个，但她似乎什么都爱；确定专业的时候，“选择困难”，一犹豫就是两三年；大学四年快过半了才决定主修计算机科学专业，同时辅修着两个人文和社科专业，可定下专业没多久的大三，又爱上了和哲学相关的看似小众的分支。

如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科学与技术研究硕士项目（STS）成为她的下一站，但至于“未来究竟做什么”，“若继续读博，研究什么方向”，她仍没有清晰的答案。

她对大学抱有浪漫主义理想。当别人在精心维护着领英、努力提亮简历的时候 ，她雷打不动继续着每日两三个小时的读书计划，热衷于在QQ空间用长文“碎碎念”。

她一边做朋友眼中的“专业码农”，一边将与人文教授的深度哲学性对话，变成大学生活的日常。

她四年里从未停止过做公益，热衷分享对教育的理解和理想，远至县镇高中的孩子，近至食堂阿姨，都是她触达的群体。

面对这个时代的“卷”，怡婷身上的从容与众不同。对她来说，真正能说服她的从来不是外界，而是她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回顾大学四年，怡婷说，自己是上纽博雅教育、小班教学和多元文化环境的受益者。她遇到了好老师，她坚信教育的力量。

四年，她拒绝用外在目标取代内在动力。在一次次流动的内驱探索之中，她建立了愈加稳定的内核，与“迷茫”，“焦虑”，还有“卷”对抗。

以下是游怡婷的故事。

_{怡婷参与NGO组织的公益活动，与高中生讨论志愿填报}

我不想做选择题

刚入学，和几乎每个上纽学生一样，游怡婷并不着急确定专业。上纽选专业的政策很宽松，可以先体验跨度广泛的博雅通识各大类课程，探索一番后最迟到大二下再做选择。

怡婷起初选了很多计算机专业的课。她对技术的兴趣，一方面是源于想弄清楚每天渗透生活的技术到底怎么运行；另一方面，觉得写代码很酷，计算机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可以通过优雅的代码设计巧妙地解决问题。

大二上，初次接触计算机项目 (project)，写数据库的作业“做崩了”的挫败感让她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做计算机，对计算机“有兴趣的感觉“是否可靠。

但是不做计算机的话，能做什么？她陷入迷茫。

她说自己是对环境挺敏感的人，“我能感觉到周围好像有一种主流的方向，比如上纽学商科的同学尤其多，不少同学很早就开始实习，积累各种经历，好像目标很明确。而我还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条路，自己想做的是不是有价值……”

她一方面迷茫未来，另一方面也迷茫更宏大的问题：“大学本该是探索的重要时期，但是现实是，要想在某方面有所专长，你就要很早就开始规划、接触、积累，这就导致大家有‘要赢在起跑线’的焦虑，但这确实给成长的体验造成损失，而且是不可恢复的、无法弥补的过程性损失。”

“所以，大学生活到底要怎样过？大学教育要达到什么目的？……有没有可能，人生不是一列不断向前的火车，既可以在中途停靠，也可以在有选择的时候换一条轨道？”

_{左｜大一军训时好友邓可欣（2024届学生）抓拍怡婷从帐篷里探出的笑脸
右｜怡婷走过设在阿联酋沙迦酋长国的艺术装置“雨屋”（Rain Room, Sharjah）}

推一块小石头上山

大一，在上纽的特色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写作模块的探究性写作课（WAI）上，游怡婷遇到了对她“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陈麟。这位通识课教授的课，怡婷跟了三个学期，陈麟老师对中西比较文学和文化的思考甚至让怡婷一度考虑主修看似与计算机毫不相干的世界史（全球中国学）专业。

除了在向所有学生开放的office hour和教授见面，她还会找陈麟教授“毫无目的地闲聊”，有时聊课堂内容，有时分享读过的书、新的疑问和思考。怡婷说，受益于上纽的小班课堂，她有很多跟教授一对一交流的机会。而陈麟老师也非常欣喜，这种“超越寻常教学目标”“超越功利目的”的师生间的关切、连结依然可以在这座校园的课堂内外发生。

陈麟教授非常能理解怡婷的挣扎，他说，“确实，在高度专精化的教育系统中，学生面临一种压力，要过早把自己挤到某个专业领域去。这个阶段的学生看似在寻找一个外在目标，其实在找寻自我。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比起定专业，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发展的环境，发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掌握研究这些话题所需要的方法。这恰是上纽本科教育的优势。”

_{大二下担任围炉记者的怡婷采访了陈麟教授（左），完成了一篇题为“对话陈麟：文化‘破壁人’，突破中西隔阂的尝试与回望”的稿件。 时任围炉上纽负责人邓可欣说，“当时那期选题进行得特别顺利，因为那些对话就是怡婷和陈麟老师二人师生交流的日常。” 围炉的采访也成了陈麟教授教学生涯中一次特别的回忆}

怡婷一边在与老师的沟通中探索和验证新的想法，一边大量阅读，享受着与不同的人的对话和“思维的跳跃”——对于内心的疑问，她迫切希望走出信息茧房，去看看不同的人如何作答。“当然，最终还是得你自己去回答，这就成为我做所有事的内驱力。我坚信，一定存在一个锚点，推动我继续在某个领域走下去。”

_{怡婷和同学在阿布扎比。室友周赵嘉宜（图中）说，“和怡婷相处刚开始很不习惯，宿舍常常没有人讲话。后来熟悉了，我们会一起‘发疯’，聊起天来话也很密，但是每当我回宿舍， 她大部分时间都是戴着耳机在看书。对我来说，阅读是一件消耗精力的事，但是对她就好像是一件非常放松的事”}

大三上，怡婷前往阿布扎比校园海外交流，其间选上的一门哲学和历史的跨学科课程“科学中的‘进步’”（Progress in Science），影响了怡婷之后的方向。

哲学副教授Kevin Coffey的这门课，介绍了历史中不同科学家群体的讨论和争执，让怡婷了解到科学是如何在科学家们不断辩论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她也第一次知道了“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STS）这两个近几十年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

课上，她完整地读了领域奠基之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科学革命的结构》） ，怡婷眼前一亮。她突然意识到，从高中到大学，她好奇的通常不在于定理、规律如何运用，而在于定理怎么来的，知识如何被生产，以及它怎么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这恰是科学哲学所关注的跨学科视角。她也惊喜地发现，那些曾在她脑海中闪过的问题，原来的确会在学术界得到认真细致的讨论和研究。

这一发现让怡婷决定对科学哲学领域一探究竟。未等回上海，她立马邮件联系了上纽做相似领域研究的哲学副教授Brad Weslake和历史学教学副教授L. Bican Polat，希望能获得关于之后选课和研究方向的指导。虽然之前和怡婷并不相识，但两位教授都不约而同伸出援手，他们都说，收到怡婷的邮件非常开心，也极其乐意帮助她，因为“学生之所以能主动，是因为他们在思考，这是作为老师最乐意看见的”。

接下来，Polat教授开始带着怡婷一起阅读人机交互领域中的经典著作Human-Machine Reconfiguration（编者译：《人机关系重构》）。师生二人每一两周碰一次面，通过协作软件追踪笔记、批注交流，在怡婷最终决定将STS作为硕士项目申请方向后，他也为怡婷的申请提供了各种帮助，并成为她关于数字游民的独立研究项目的导师。

同时，Weslake教授提供了与Polat教授完全不同的哲学视角，让怡婷比较揣摩，感受其中的不同，帮助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切入点。

大四最后一年，怡婷加入包括Weslake在内的四五位教授和几位同学参与的小型跨学科共读会，一起阅读有关人工智能（AI）和哲学的前沿研究。来自哲学、交互媒体艺术、计算机、神经科学等不同领域的人们碰撞出了不少火花。

“譬如说到AI伦理相关的议题，从哲学的角度会考虑AI系统是否可能因为协作的需要而产生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从计算机科学的视角，会探讨从技术上实施的可能性；神经科学家则会好奇AI是否可能从人类习得语言的过程中获得设计灵感；而交互媒体艺术的老师们日常就是横跨在人文和科技之间，他们的思考让我意识到，如何在不过度限制技术发展的前提下，提前为未知的风险做准备，是当今讨论的核心问题。”怡婷如今回忆起来，仍掩不住兴奋。

“起初我对做学术、做研究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并不知道存在什么选项。但在一边上课一边阅读一边探索，教授们毫无保留的分享和交流，我逐渐了解到以认真的做学术的态度去研究一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课堂内外的讨论交流，也让怡婷越来越勇敢自如地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大一甚至大二，上课发言我总是很紧张，很多时候一整节课都不会说话，但我发现有同学即使想法’不成熟‘也会说。若把发言视作争竞角力的比赛，背后的动机是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那么就会给发言带来压力。相比于只选择轻松一点、又能拿好成绩的课完成任务，我更期待能从大家那里学习新的想法和视角，越多越好。”

_{左中｜参与NGO组织PEER毅恒挚友公益活动
右｜和英语教学对象、餐厅员工王阿姨合影}

一路从教育中获得正反馈，怡婷更加笃信教育的力量。一边拿进来，一边给出去。

大学里的五个学期，她都参加了PEER毅恒挚友社团，和县镇高中的孩子成为了笔友，做知心姐姐，聊考学压力，聆听感情问题，在书信交流中感受人与人的联结，向刚刚高考完的高中生介绍大学生活的模样、提供专业选择和志愿填报的建议。

大二学年，她加入铺路石等教育公益组织，为流动儿童辅导英语，同时不断分享自己所热衷的哲学思考，鼓励孩子们跨越科技与人文的学科界限。最近，她还参加了上纽社区参与式学习办公室（CEL）的新项目，和校内餐厅阿姨结为学习搭子，帮助对方提高英语。

怡婷说，“参与公益的过程让我跳脱出受教育者的角色，去思考该怎么去做教育。我看到人生的各种可能，也更加坚定地相信教育的意义应该是帮助每个人去探索和实现自己的潜能。一个好的教育者，不但要熟悉特定的领域，更要懂得如何把自己的热情融入教学，如果能让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并因此而继续探索，那就达成了跨越边界的热情的延续。”

_{怡婷在海外学习期间的旅行，曾走过哥伦比亚的Cocora Valley（上）、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右）、约旦的瓦迪拉姆（Wadi Rum）（左）、杰拉什古城 (Jerash）（中），等等}

不要把掌舵的机会交给海浪

今年春季，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怡婷跟随上纽CEL，在文理学部主任David Atwill和图书馆东亚研究馆员Yurong Atwill的带领下前往云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纽小伙伴，或骑行或暴走，追溯滇国、南诏、大理国的历史，探讨当代乡村振兴、老龄化、城乡发展等议题。

怡婷说，这就是当初她选择来上纽时她所期待的大学的样子——“有如此多元的观点、不同的声音，不管表达任何的观点，都不会担心周围的眼光和评判，因为每一种观点都被尊重，每个声音都被真实地聆听”。

为期三天的沉浸式学习结束后，怡婷继续在云南多呆了一周。她住进了大理的数字游民社群，为自己的独立研究项目积累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素材。这也是她第二次为自己的研究前往云南。前后她已采访了12名在游戏、医药等不同行业工作的数字游民。她笑着说，当大家都在找实习积累工作经验的时候，她在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了解不同行业的工作，也算是在“积累”工作经验了。

说起这一研究课题的灵感来源，怡婷说是因为海外学习期间疯狂的旅行经历。大三海外学习的一年，除了先后在阿布扎比和纽约两地上课读书，她还去了约旦、阿曼、卡塔尔、埃及、摩洛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七个国家，沿路体验了在课堂没有体验到的文化。

这个关于数字游民的研究项目结合了怡婷在技术对工作和生活方式影响、自由和闲暇的意义、后现代的流动性等不同议题的兴趣。Polat教授鼓励怡婷将这一课题继续挖掘下去，未来或可以成为她的博士研究方向。

_{图为怡婷和朋友们一起吃饭。怡婷大三那年在阿布扎比校园海外交流时认识的朋友、数学博士后曾培伦（左图中）评价怡婷是个相当认真的人，“看到她吃东西就觉得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这投射到她对生活的态度。她对很多事情很认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很多细微的、被忽略的东西，她会很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