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上纽大2026届毕业生万芷岩

01 疤痕的艺术

万芷岩的侧腰,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三岁那年,她在游乐场踩空了一块吊桥的木板,铁钩划破皮肤,勾住衣服,血染红了半边。回家后,母亲一边给她处理伤口,一边掉泪:“你以后穿比基尼都不好看了。”

这句带着遗憾的话,在此后17年里,万芷岩听过很多遍。直到今天,她仍无法理解母亲的惋惜。在她看来,“疤痕是我生命经历的一部分,它们承载了我的回忆,我因此而完整。”

那别人呢?别人的伤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把不同人的疤痕故事讲出来——这个念头从大三寒假开始在她脑海中盘桓。大三下学期,主修交互媒体艺术(IMA)的万芷岩借着“开放项目”(Open Project)课程的机会,把想法落了地。

她从自己和身边人开始收集故事。但很快发现,只靠熟人,样本远远不够。于是,她试着在小红书发了一则征集帖。这是她第一次将来自校外的陌生人引入自己的创作。

大数据给了她惊喜,帖子被推送到疤痕主人们的面前。

第一条回复来自一位叫枭枭的女孩。她腿部有先天性鱼鳞状疤痕,同学叫她“怪物”,她一度重度抑郁。从心理创伤中慢慢走出来后,枭枭说,“疤痕既不该被定义为悲惨,也不能过分美化,它的意义,应该由自己来言说。我们恐惧的从来不是疤痕本身,而是他人的目光。”

通过枭枭,万芷岩又认识了Nelly。她曾因意外重度烧伤。她说,自己身上的每一处疤都像天然的刺青,有的是盛开的花,有的是蝴蝶,有的是凤凰。

从枭枭和Nelly开始,一个万芷岩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在她面前展开。受访者们或因疾病,或因手术留下疤痕,但在交流中,万芷岩感受到的并不是单一的悲伤或遗憾,而是一种顽强乃至蓬勃的生命力,他们带着伤痕向阳生活,重新定义着自己。

这些故事和感受,最终汇集成一本日记——“疤痕的X种可能”,并在上海Exit俱乐部呈现为一场实时编程表演。她想为疤痕除去污名,也无意美化它。在她心中,疤痕是中性的、开放的,是记忆的容器,也是经验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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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疤痕的X种可能”日记本;右:实时编程表演“疤痕的诗歌”

交互媒体艺术学艺术副教授Marcela Godoy在万芷岩身上看到了一种鲜明的社会意识。“要成为一位艺术家、一名积极投身社会的公民,就一定要走出校园,走向真实的世界。万芷岩已经在这样做。当很多同学的作品还停留在校园生活时,她已经在处理能引发公共讨论的议题了。”

另一位副教授Eric Parren则被她作品中的情感所打动:“即使借助了技术媒介,她的创作始终指向人的经验本身。她总能找到一个‘人的入口’,让观众在更细腻、更柔软的情感层面与作品建立联系。”

“我记录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人们如何在剧痛之后,好好地活着。我记录的其实是希望。”说这句话时的万芷岩,已经清楚自己为何表达,也知道这些经验可以如何转化。

但走到这一步,并非一蹴而就。

02 通往艺术家之路

万芷岩从小痴迷于故事。长辈一遍遍讲起“老掉牙”的往事,她总是最有耐心的听众。她也爱读小说,会因为“一个小人物具体的生活细节”掉眼泪。

这种对情感的感受力,一部分来自家庭的影响。

18岁生日时,母亲送给她一本亲手制作的书。中文系毕业的妈妈,把养育她长大的片段和情感认真记录和保存了下来。初为人母的小心,对独生女儿的疼爱,点滴在册。

在这个家里,闹了矛盾,母亲会主动和女儿说“对不起”;和父母视频结束,他们总是以“我爱你”收尾;妈妈难过的时候,会在女儿面前落泪,不怕暴露脆弱。

“父母从小就让我知道,情感是可以大方表达出来的。”万芷岩说。

大一,她在“通信实验室”(Communications Lab)课上第一次接触交互媒体艺术(IMA)。她发现,IMA的创作方式和她从小习惯的感知方式很像——观察人,体察情感,再通过媒介传达出去。

那门课让她感到创作是可实现的,是有趣的,是能给人带来巨大满足感的。同学们的才华也一次次鼓舞她,“每个人的表达都不一样,经常被他们惊到。”

也是在IMA,“艺术家”这个原本有些遥远的词,开始变得具体,成为她的身份认同。

大一时,她还是更习惯把自己看作“完成作业的学生”。大二上学期,在“实时视听表演系统”(Realtime Audiovisual Performance Systems )和“工业设计”(Industrial Design)课程项目中,教授们第一次称呼她与合作者们为“artist”。

“当教授说,‘we are so proud of our young artist.’(我们为IMA的青年艺术家感到自豪),我才觉得,原来我也是一个artist。”

在她看来,“艺术家”的定义,可以是宽泛的。“不管是编程、设计、影像还是材料编织,我们用不同的技术媒介关注身边的人与事,关心社会和结构性议题,我们都可以被称为艺术家。”

她认为,艺术家不同于设计师。设计师更重执行,而艺术家是通过观察、体验,实现自我表达,把经验分享给他人。“它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在这个阶段,她开始问自己:什么样的故事,是我可以、也应该去讲述的?

大二暑假,万芷岩和同为四川人的IMA同学王诗雨打算申请本科生科研基金项目(DURF)。当时临近汶川大地震纪念日,这段四川人的共同记忆,自然进入了她们的视野。

万芷岩长在成都。她多次听老师讲起那场灾难:一位老师眼睁睁看着学生迟了一步,被倒塌的围墙压垮,人没了;班主任地震时正好骑车在路上,直接加入了救援队伍。那些可怖的细节,在讲述中反复出现,也在她心里留下了痕迹。

地震发生时她只有三岁,但当她试着去想象那些具体的时刻,仍会全身起鸡皮疙瘩。与此同时,她也注意到,关于地震的公共记忆正在慢慢变淡。她说,作为四川人,我们有权利不遗忘。

她们采访身边的朋友和老师,也整理公开资料中的个体叙述,把这些声音汇集在一起,做成一件作品——一座由讲述构成的“活的纪念碑”。她说,记忆不应该只存在于大脑中,只有说出来、与人交互,记忆才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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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汶川大地震的作品“记忆的回声”(Echoes of Remembrance)

她逐渐明白,艺术不只是自我表达,更是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她要的不只是有冲击力的视觉,更要一个能让更多人共情的、有血肉的故事。

海外交流阶段,万芷岩选择了小众的纽约大学佛罗伦萨学习中心。在意大利的那个学期,她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

“新闻摄影”(Photojournalism)是对她影响最深的一门课。课程要求学生前往那不勒斯曾经的黑手党据点——Scampia街区做田野调查。教授是那不勒斯人,一边带她们穿梭于街区,一边讲述那里的过往。

Scampia反黑手党组织的所在地,曾是一位女教师给黑手党后代上课的学校。她与一位黑手党成员相恋,一直为黑手党的孩子们教书,直到被黑手党枪杀。尽管这些孩子的父母有黑暗的过去,她仍然认为,这不是孩子们被放弃的理由——他们有权接受教育,有权迎接希望。

循着这个故事,万芷岩参观了MOSS博物馆,一个由餐厅改造的社区艺术空间。二楼的小型展览,陈列着孩子们留下的物件和文字:铅笔、书、笛子,装在一个个小盒子里;纸条上,他们写着对未来的憧憬。

万芷岩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另一面深深触动。“在宏观历史书写中,他们或许永远无法摆脱‘黑手党后代’这个身份——那是他们无法选择的过去。但作为具体的人,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

以此为线索,她制作了一部散文影片,将Scampia的过去与现在、被讲述与被忽略的历史连接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万芷岩越发清晰,自己想做的,是“介入社会的艺术家”(socially engaged artist)——深入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打捞被淹没的声音,把它们变成有现实触感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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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在MOSS博物馆展出的黑手党后代物件;右:万芷岩的散文影片(截图)

03 热爱是最好的“兜底”

佛罗伦萨给了她方向,上海给了她土壤。回国后,她开始更主动地走出校园,与更广阔的社会群体联结。

“疤痕的可能性”不仅是万芷岩最重要的作品,因它而结识的一群朋友,更是在帮她构建一个艺术家的社会网络。她不再只是单向输出,而是在互动中彼此启发、支持。

大三暑假的DURF项目,她和王诗雨以打破月经羞耻、关注月经贫困为主题,创作了一件艺术装置,打造了一面“卫生巾留言墙”。项目初期,因疤痕项目认识的枭枭向她推荐了一位女性权益组织的创始人,对方为她贡献了许多建议,还带了几位伙伴参观展览,参加“卫生巾改造”工作坊。

去年秋季学期,她和从事自闭症普特融合工作的Nelly合作,在学校展出自闭症儿童画作,并在“玩具设计”(Toy Design)课程项目中,为自闭症儿童设计了一套海绵与毛毡材质的积木。

这些朋友也把自己的事业带进她的视线。Nelly介绍了两位做女性主义市集的姐姐,让她看到抽象的思想如何落地成有真实影响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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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芷岩(右)与Nelly(左)

与校外社群的互动,让她开始回头审视自己早期的作品:有些当时觉得有意义的作品,会不会只是“圈地自萌”?活跃在公共视野里的朋友们给了她真诚的反馈,这让她确信,自己的创作是有社会价值的。

见过了丰富的“人生样本”,她对艺术这条道路更坚定了。朋友们几乎不被单一工作绑定——同时运营公益项目、主理文创品牌、做艺术创作。她发现自己的职业道路可以很宽,不必死守传统的工作模式。

但大一大二时,她也被焦虑裹挟,“当时的世界只有校园,评价的坐标太窄了。”

在佛罗伦萨的那一学期,她发现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步调生活,不急不缓。“佛罗伦萨人看起来都做且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全情投入。”

母亲并非没有传统的期待——读个热门专业、找份稳定工作。大三前,母女俩为此矛盾不断。万芷岩每次都“窝窝囊囊先道歉”,但她知道,自己没底气说服母亲,终究是因为还没能说服自己。

现在不一样了。

“我觉得我就是能做艺术家,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我不一定能赚很多钱,也不一定去大公司,但我会告诉父母,我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我有目标、有决心,也享受做这件事,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母亲逐渐接受,开始听她介绍作品和研究,走进女儿的艺术世界。看到她的作品展出,知道她在做那么酷的事,母亲说,“宝贝,妈妈真的为你骄傲。”

虽然母亲偶尔还是会担心她将来能不能养活自己,但万芷岩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怎么都不会太差。因为明确的目标感就是一种‘兜底’。幸福不是靠成绩,而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享受做什么。”

2026年4月,即将本科毕业的万芷岩获得了伊拉斯谟世界学者奖学金,将在法国、葡萄牙和波兰的三所不同学校攻读数字创意(Digital Creativity)硕士项目——在不同城市间流动,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更长远的想象,是一种自由漂泊的状态:旅居、申请世界各地的驻地艺术家项目、做自己的设计品牌。

“我过去想,先稳定工作几年,到30岁再辞职去环游世界。大三之后,我觉得这种设想简直不切实际。安逸的生活是会上瘾的,跳出舒适圈要等到猴年马月?!”

她不再等待某个“合适的时刻”。她已经整装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