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尤其是社会情绪发展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极大的耐心和共情能力。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方向需要时间。许多研究或许数周数月即可完成，但发展心理学往往要持续数年，甚至更久，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一个人如何成长、如何变化。”
这是崔丽弦对自己所从事领域的描述。这番话，不只是方法论上的总结，也来自他近二十年的亲身经历。
他参与的“南京家庭研究项目”始于2005年，跟踪了两组孩子：一组是六个月大的婴儿，另一组是初一的学生。二十年过去，当年的婴儿已成为大学生，而青少年组也步入三十岁。这场漫长的追踪，记录的不只是个体的成长轨迹，父母祖父母的付出和家庭的变化，也映照出中国家庭在快速社会变迁中的细微转向——从更强调行为规范与约束，走向更重视意见和情绪表达与相互理解。
也正是在这样的长期观察中，崔丽弦逐渐将研究兴趣，凝练为一条更清晰的研究路径：从情绪本身出发，进而延伸至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学习与调节情绪，最终指向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文化，如何塑造我们理解、体验和表达情绪的方式。
作为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副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副教授，崔丽弦的学术训练横跨中美两地。他本科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后在中山大学获得应用心理学硕士学位，并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师从Amanda Sheffield Morris教授，随后于多伦多大学心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15年，崔丽弦教授加入上海纽约大学。
他的研究长期聚焦于儿童与青少年的社会能力和情绪能力发展，尤其关注家庭、学校与文化背景如何塑造个体的情绪能力。在具体议题上，他探讨亲子关系中的“情绪社会化”过程——父母如何回应、引导孩子的情绪；同时也通过生理指标（如心率变异性、皮肤电导等）去理解情绪与压力在亲子互动中的运作机制。
以下，我们走进崔丽弦教授的研究世界。
问：您最初是如何确定研究方向的？为什么在认知心理学大热的年代，选择了相对“冷门”的情绪发展？
崔：这其实是一个由宽入细的过程。最开始学心理学时，我们关注的比较全面——人类心理的方方面面。到了硕士阶段，我开始对“情绪”本身产生兴趣，想理解情绪的性质、功能，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再往后，到了博士阶段，我的关注点进一步收窄到“情绪发展”——也就是，儿童是如何逐渐学会理解情绪、表达情绪，并最终能够调节情绪的。
当时主流的研究方向，其实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很多人会选择这些方向，因为它们看起来与学习成绩、智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更直接。但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记忆、语言这些认知过程，而是人如何在关系中体验情绪。
后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一个人的发展并不只是认知能力的问题。你是否能够建立关系、是否能够处理冲突、是否能够管理情绪，这些能力对学习乃至人生都具有长期影响。大多数时候，它们甚至比认知能力更重要。
所以我进入的，是一个当时相对边缘、但后来被证明非常关键的领域。
问：您深度参与的“南京家庭研究项目”已经持续了二十年，这在学术界非常罕见。这个项目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崔：这个项目始于2005年，具有深厚的跨文化背景。最初是由纽约大学的Niobe Way、Hirokazu Yoshikawa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欣银教授发起的。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窗口期，社会生态的多样性非常适合作为研究地。当时我作为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因为我的心理学背景，很自然就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在2006年招募了两个年龄组：一个婴儿组（400多个家庭）和一个青少年组（700多个家庭）。我深度参与了启动和前三波的数据收集。2015年我回国任教时，那批婴儿已经10岁了，我负责了第六波追踪。2022年完成第七波追踪时，他们已经是15、16岁的高中生了。今年我们正在唐仲英基金会资助下对所有家庭进行新一波的追踪（当年的婴儿已经上大学，青少年已经步入30岁）。
这二十年，我们观察到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经济的变迁直接重塑了中国父母的养育逻辑。从计划经济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并且逐步深化改革，父母意识到孩子未来需要具备更多的自主性和情绪表达能力。传统观念里，中国人讲究抑制情绪以维持和谐，但现代父母开始倾向于给予孩子更多自主空间，愿意倾听孩子的需求。这种“情绪对话”在二三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说，1980、90年代，父母很可能不会问孩子“你感觉如何”、“你过得好吗”。而现在，这类交流越来越多。更进一步，父母也开始与孩子分享自己的情绪——这对中国父母而言更为困难，但相互的情绪分享实际上是健康的，你为孩子树立了榜样。
问：您的一些研究结果，如“父母共情对孩子有益”，听起来是常识。心理学研究会不会需要超越“印证常识”？有没有哪一个发现您觉得是“反常识”？这个“反常识”的发现如何改变了您对亲子关系或儿童发展的理解？
崔：我们的研究可能更多在揭示儿童发展背后的过程机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常识上。我们发现父母的共情对孩子有益，会继续去探讨更深入的问题。比如，那这个共情具体指的是什么行为？父母如何能够做到共情？父母的共情给孩子带来的是什么？父亲的共情和母亲的共情有何不同？
有些时候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也是会“反常识”的，但是更多时候是新的发现。这体现在我们研究发现的具体细节中。比如，我们的一个研究发现是父母对青少年的情绪支持，能够提升他们的自尊、降低他们的抑郁症状水平。同时，我们发现青少年的抑郁状态反过来会让父母很难做到对孩子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认识。
问：除了长期追踪，您在上海针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也备受关注。这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崔：2017年起，我们在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支持下开始为流动儿童学校开发社会情绪课程。这些孩子面临的不仅是学业压力，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制度原因，很多在上海出生的孩子，父母会在他们还没上高中甚至没上初中之前，就把他们送回到原籍继续学业。
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孤独、身份认同的危机，甚至是歧视。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项目的核心，就是为他们提供一种“情绪上的支持”。当生活发生剧烈变化时，社会情绪能力，比如如何结交新朋友、如何应对歧视、如何排解孤独，往往变得至关重要。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当孩子掌握了一些具体的情绪调节方式后，他们的抑郁水平会下降，自尊感则会明显提升。
从2021年开始，我们又与上海的公益组织合作，开展暑期“朝颜少年成长计划”项目。近三年的夏令营也得到唐仲英基金会支持。这个项目的重点是在孩子返乡之前，帮助他们为新的环境做好准备，建立他们的社会情绪能力。
在我的情绪和家庭研究的基础上，我现在也在推进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教育干预项目。我们和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者合作，借鉴现有的父母养育课程，帮助家长以共情为基础去倾听和回应孩子，通过情绪对话与分享，真正促进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
所以，研究不仅是用来解释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它需要转化为现实中的支持和改变。
问：您在学术界一直尝试引入中国本土概念，尤其是关于“中庸”与“情绪抑制”的研究。将这些概念推向西方主导的学术圈，难度在哪？
崔：这部分研究是我投入精力非常多、也是最艰难的。现有的心理学理论大多建立在全球仅5%的人口基础上——即所谓的“少数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但我们要理解的是剩下95%的人。
在西方主流视野里，“抑制情绪”（suppression）通常被视为负面的，甚至是导致抑郁和焦虑的元凶。西方人认为，如果你不把情绪表达出来，就会伤害心理健康。但对于中国人或者东亚人来说可能并不这么简单。
问：所以您引入了“中庸”思维作为解释变量？
崔：没错。我的论文核心观点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所谓的为了维持人际和谐而“抑制情绪”，并不一定会导致负面后果。关键在于你是否拥有“中庸”思维。
所谓“中庸”，是指在处理冲突时寻求平衡、不走极端、考虑全局。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的中庸思维水平很高，即使他/她频繁地进行情绪抑制，也不会影响他/她的心理健康。因为在这种视角下，抑制情绪不再是一种“自我压抑”，而是一种在关系中维持平衡或者和谐所做的“战略选择”的结果。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的抑制可能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不表达情绪上，它让你在社会互动中争取到更多时间去消化情绪，最终找到更合适的时机与对方互动。
问：西方学者能接受这种解释吗？
崔：极其困难。这篇关于“中庸”的论文，写了五六年，被拒了十多家期刊，整整用了七八年才发表。即便是亚洲背景的编辑，也对“中庸”一无所知，他们会问：“你这个概念对应的是西方的什么概念？”
为了让他们听懂，我必须进行“文化翻译”。关于文化和情绪，我不得不提到在这个领域我最佩服的学者吕坤维（Louise Sundararajan）教授。她提出了“品味”（savoring）概念 。中国人处理情绪不是即时反应，而是一个漫长的、不断回味与洗炼的过程，就像欣赏中国画一样，是一个动态系统。我们甚至借鉴了物理学中的混沌理论来解释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自组织过程。
问：西方这么难理解，而且论文这么难发表，为何还一定要做坚持做这件事？
崔：心理学研究的是“人”，但目前很多理论只基于少数人群。如果我们不去拓展这些理论，它们就无法真正解释大多数人的经验并且服务多数人。从中国出发建立理论，不只是补充，而是发现我们的文化瑰宝，为这个学科做更重要的贡献。这也在逼迫我们要创造性思考，去建立中西方概念的联系。就像吕坤维那样，她深谙东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甚至用量子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如何欣赏一幅画——这正是我如此钦佩她的原因。
问：对有志于研究发展心理学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崔：我的第一条建议是：不要浅尝辄止。现在的学生面临太多选择，却很少能在一个方向上深入。一旦遇到障碍，就会迅速转向。试着在某件事上停留更久，放松下来，对抗那种竞争、焦虑的社会氛围。
第二，发展心理学尤其需要耐心。这个领域需要与人打交道，无论是父母还是儿童。研究常需要长期追踪，比如持续20年的纵向研究。时间是关键变量，你需要耐心等待孩子成长、父母变化。
第三，接受系统训练，再谈创新。在你想要结合神经科学与心理学走跨学科道路之前，请先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本领域接受更系统的学科训练。确保训练完整而牢固，然后再去尝试创新。这需要时间和耐心，同时保持开放的思维。这些建议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对任何领域的学生都适用。
问：未来几年，您期待探索哪些新的研究方向？
崔：将文化与情绪研究相结合，是我接下来持续探索的方向。我希望投入更多精力，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这非常具有挑战性，可能需要数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我也试图在文化与情绪之间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学术休假期间我去了泰国，与当地学者合作，从不同文化视角理解养育方式。我关注的不仅是中国的个案，也包括东南亚、东亚，南美乃至非洲国家（人口占比大多数的“多数世界”）。我希望采取更全球化的研究路径。
同时，我也希望将研究与实际应用更紧密地结合。无论是预防性干预项目，还是具体个人和家庭实践，我都希望探索研究与现实如何相互促进、彼此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