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纪录片《六人》导演上纽大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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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2日

1912年泰坦尼克号失事后,700余名幸存者被救生艇送至纽约港,唯独六名中国幸存者在抵港仅仅24小时后便被驱逐出境,从历史叙事中消失无踪。驻上海的英国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及其团队自2015年起便一直在探究这六人绝境求生的经历和最终的人生轨迹,并拍摄成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The Six,以下简称《六人》)。

10月21日,罗飞携《六人》做客上海纽约大学放映会,并在影片放映前后,与观众分享了发掘这些无人知晓故事的过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难,以及这些困难所折射的过去及当下的仇外、种族歧视与反移民政策。

目前《六人》已在加拿大、中国及泰国等全球各大电影节上展映,并于本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移民电影节(Immigration Film Festival)上进行了全美首映,斩获最佳历史纪录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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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罗飞

 

你是如何发现故事线索并最终决定拍摄这部影片的?

约六年前,我的朋友Steven Schwankert找到我,提议合作一部有关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的纪录片。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泰坦尼克号上竟然有中国人?!”制作过程中,每次跟别人聊到这部片子,人们几乎都是同样的反应。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海难,但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船上也有中国人的身影。一想到这个,我们就有了动力去挑战在当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泰坦尼克号事故幸存者超过700人,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流传甚广,至少在他们本国国民中如此。小时候,我们家对面就住着一位泰坦尼克号上幸存下来的老太太,所有人都听说过她的故事。只要在网上一搜,就能找到她的出生年月、子孙后代和生平故事,以及她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其他幸存者的情况也类似。唯独片中六名中国人的故事鲜为人知。

 

这六个人是怎么上船的?他们是如何死里逃生的?

他们是职业船员,但当时并不在泰坦尼克号上工作,而是住在最低等舱位的普通乘客。凭借丰富的经验与敏捷的身手,他们选择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逃生路线,成为最快一批抵达顶层甲板的乘客,并成功登上救生艇。

 

他们的故事为何被历史遗漏了呢?在你刚开始调查与拍摄时,有关他们的现存叙事是怎样的?

我们越深挖,就越怀疑这是一些流言导致的。1912年,一些英美媒体的报道曾暗示六人为了求生而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比如称他们“为了登上救生船而假扮成女人”“藏在救生艇座椅下”,或“身份是偷渡客”。当时,背井离乡漂泊世界的华人移民在海外工作、定居的过程中曾面临诸多歧视,而这些指控是否与歧视有关?故事的线索越来越多,而从编造的故事中挖掘真相的希望,却似乎愈发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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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花絮(供图:thesixdocumentary.com)

 

影片制作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你是如何克服的?

调查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在于,由于种种原因,华人在中国与海外留下的档案记录并不一致,而档案中的人名尤其不可靠。研究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八名中国乘客的名单,其中六人幸存,但我们拿到的两份名单中,乘客名字的拼写、年龄以及家乡都不相同——其中一份说一位乘客来自中国大陆,另一份则说来自中国香港。我们向几位系谱学家求助,但都被婉拒。他们说,“非常抱歉,但追踪海外华人的族谱实在是太困难了——一旦到了美国、英国等地,三个字的名字可能变成两个字,你很难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从哪里来。”

由于当时的移民制度,海外华人完全有理由不遗余力地改换身份,并彻底隐藏原有的身份信息,而这给我们的调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还有一大难题在于电影制作,即如何把繁杂的研究项目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并制成一部具有观赏性的电影。这就是为什么整部影片的后期制作周期超过了一年。

 

 

对于本片,中国观众的观影感受与海外观众有什么不同吗?

在纪录片领域里,有一个术语叫“reversioning”——即影片制作完成后,为适应某一市场而再量身定做剪辑出另一版本。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我并不认为,一旦中国观众进了电影院看电影,就一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当然,我们的确希望让观众完全领会电影的内涵,但整体上来看,我不认为不同地区的观众有什么明显的差异,或者说,我肯定不会刻意迎合这种差异。我做电影的方法,就是拍完了剪,直到我看着舒服了为止。对我来说,制作电影并不是追求完美,而更像是做陶艺,直打磨到外观让人能接受为止。

 

整体而言,观众的观影感受比较一致——如果满分10分,许多人打了8分,并表示很喜欢这部影片。我觉得有的观众可能期待它像电影《泰坦尼克号》一样。但他们看完大概会问,“怎么会有这么多资料?我们是在图书馆里搞研究吗?沉船呢?”

 

传统的纪录片通常利用旁白从头到尾讲故事,而我们跳脱传统,选择以研究者的视角讲故事,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这种视角使结果看起来更不明朗——这正是我想要的方式。

 

网上不少评论说,“天哪,我看哭了”,或是“我们带着儿子一起来看,他以前对历史毫无兴趣,但却觉得这部影片相当棒。现在他还想做研究员!”影片所放映之处,观众都有类似这种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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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剧照(供图:thesixdocumentary.com)

 

影片拍摄结束后,你还有更多发现吗? 

我很高兴并没有其他重大发现。许多人发来邮件说,“故事里的那个人是我朋友的叔叔,”但调查一下就发现,他们只是同姓,并不能证明什么。如果某个线索看起来靠谱,我们肯定会去调查,但太多线索都是误导性的,因为人们都想和泰坦尼克号扯上点关系——这并不奇怪。

 

现在,我们稍微打开了华人故事的大门。以前人们不想讨论这些故事,是因为他们下意识认为,“他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觉得我们的作品消除了这种误解。方国民(其中一名幸存者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和他的家人讲述这些故事,对大众更多关注华人历史有所帮助。他们开放且温和的态度,对其他的中国幸存者和家人也是一种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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