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所有美国公民——不论男女老少——每月都能获得500美元的个人补贴，用于支付医疗、住房、饮食及其他生活费用，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这笔补贴是否应该是无条件收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上海纽约大学政治科学实践教授、社会科学学科负责人之一Almaz Zelleke正在进行一项针对“全民基本收入”（UBI）的研究，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Almaz Zelleke教授
“全民基本收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您最初为何会对这一话题产生研究兴趣？
“全民基本收入”是指所有公民在没有任何条件或身份资格限制的情况下，都可以领取的一定数额的补贴，是国家经济稳定的保障。这一理念令我十分着迷。不同提案设定的具体金额和领取频率各不相同，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前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Andrew Yang提出的议案，他希望每名美国成年公民每个月可领取1000美金的基本收入。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话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博士研究期间，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福利国家裁员阶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不禁开始思考，在政治哲学中公平平等的原则之下，能否证明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合理性？同时，我也想知道关于政府职能的主流观点是否能够接受这样具备广泛群众基础的举措。研究过程中我逐渐看到，基本收入具备一定潜力，可以解决许多社会棘手问题。
现在，我开始更多地关注基本收入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制定策略。为了真正实施一项无条件、覆盖全民、无需资格测试（资格测试是根据公民是否拥有谋生手段，判定其是否符合政府援助的标准）的基本收入政策，我们需要对美国社会政策项目的实施方式做出许多调整。对于研究福利税、收入税的征收方式，以及基本收入将如何与社会福利国家的其他项目相互作用，我很感兴趣。
您的研究如何与全民基本收入的历史和发展相关联？
在美国历史上，全民基本收入曾有过几个先例：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汤森计划”（Townsend Plan Movement）、20世纪60年代的福利运动（Welfare Rights Movement），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我目前正在写作一篇论文，试图通过深入探索这三个先例，为当今社会基本收入政策的实施汲取前车之鉴。
我还在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研究女权主义者对基本收入政策的看法。其中，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最有力的一个论点是承认女性从事着许多不被社会认可、不属于社会保险覆盖范畴的无偿工作。我希望让这些论点得到更多的关注，公众目前了解基本收入政策主要还是透过以Andrew Yang为代表的男性主义视角，侧重强调政策对产业工人尤其是五六十岁的中年男性工人的重要性。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近期的电影项目？
我最近参演了一部名叫《性本善》的纪录片。2017年，我认识了一群纪录片制作人，他们想拍摄一部有关全民基本收入的电影。这些制作人邀请我在田纳西州的塞利纳举办一场市民大会。1994年推出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塞利纳的OshKosh B’gosh服装厂倒闭，这座城市自此便一蹶不振，萧条不已。
田纳西州塞利纳
于我而言，这次市民大会是一段非常有趣且非同寻常的经历，因为我习惯和对基本收入政策颇有了解的群体探讨这一政策。所以，如何将这一话题变得通俗易懂且有趣生动，是我当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我尝试将基本收入政策与台下观众所熟知且支持的项目进行类比，如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等，从而告诉大家，基本收入只是他们已知内容的延伸和拓展。
影片中，他们将我对基本收入政策的解释和描述，以及我对典型反对意见的回应，处理为一种学术解释。这个学术理论基础为影片中对当地民众和Andrew Yang等公众人物的采访奠定了根基。《性本善》目前尚未公映，需要付费观看。也可以点击该链接观看预告片。
在上海纽约大学的执教经历，对您的研究与教学有何影响？
初到上海时，我觉得对比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十分有趣。我看到中国的体系其实与德国的模型有点相似。工人们通过雇主获得福利，且根据职业领域不同，福利也分为不同的层级。因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这条以职业为基础的福利政策道路，所以转用全民福利模型对它来说可能会更加困难。但对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以就业为基础的福利体系相对薄弱，因而过渡到全民福利政策会比较容易。不论在哪个国家，实现全民基本收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讽刺的是，我敢打赌，目前没有强大社会保障体系做支撑的国家，会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
我希望学生们以比较视角去探究不同经济体的特征，理解中国经济。因此，我开设了一门名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课程，试图鼓励学生仔细研究各国的经济体系。我希望他们拓宽视野，思考自己作为一国公民和世界公民所扮演的角色；思考我们应该向政府提出什么要求，以及评估政府工作的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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