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中，讲闽南话、潮州话的远比粤语多，但粤语在大众文化中的辨识度却很高——一听就知道是粤语。”
这一现象，让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中国学助理教授黄嘉莉开始追问：语言的生命力，是否一定取决于有多少人还在“说”？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即使一种语言不再是很多人的日常交流语言，它仍可能以声音的形式留下来，被听见、被辨认，被一代代人记住。
从日常口语到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她追踪粤语如何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传播，人们如何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继续使用它。
对她而言，语言与迁徙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她在香港长大，祖母的迁徙曾跨越马来西亚、内地、澳门和香港。家族经历让她很早就开始思考：当人到了陌生的地方，语言会如何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如何影响身份认同？
黄嘉莉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本硕学习后，学术兴趣从英语文学转向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2015年，她赴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东亚语言与文化博士，其间曾获Andrew W. Mellon Humanities in a Digital World Ph.D. Fellowship（编者注：梅隆数字人文学科博士奖学金）、陈锡恩奖学金（Theodore and Wen-Hui Chen Endowed Fellowship）；博士毕业后，留校任多恩西夫学者（Dornsife Fellow），后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比较媒体研究与写作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24年，她加入上海纽约大学。
如今，她正在撰写自己的第一本书，以粤语的声音为线索，追踪它如何穿越地域、媒介与世代。
问：为什么会从“声音”切入粤语研究？
黄：一个很直接的观察是，很多人可能听不懂粤语，却能一听就知道那是粤语。我在洛杉矶唐人街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些年轻人仍然使用带有老粤语痕迹的表达，甚至在越南裔经营的中药店里，大家也在用粤语交流。
这些经历让我开始关注一种“sonic familiarity”，也就是“声音熟悉感”。一种语言未必需要继续作为日常交流语言，才会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痕迹。它也可能通过电影、广播、日常表达等媒介，成为人们熟悉的一种声音。
过去关于粤语的研究，很多集中在文字、影像或文化产业上。但声音本身包含了很多难以被文字记录的信息，比如粤语电影中的“食字gag”，很多时候依赖谐音、声调和语气才能成立。字幕可以翻译意思，却未必能保留声音带来的幽默。而在多语环境中，粤语与普通话、英语、马来语等语言之间存在语码转换，由此构成声音层面的交错，有时也会带出文字转写难以呈现的文化信息。
所以对我来说，“声音”是研究对象，“听”是研究方法。它让我去关注那些容易被文字和影像忽略的语言经验。
问：当您真正去“听”这些声音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发现？
黄：声音从来不是“中性”的，它也和权力有关。我们通常会把语言政策理解为“应该使用什么语言”的问题，但如果从声音的角度来看，它同时也是一个“公共空间里允许哪些声音出现”的问题。
1979年，新加坡推行“讲华语运动”（Speak Mandarin Campaign），推动以普通话作为华人社会共同语言。方言在公共广播中的使用受到限制，却仍通过家庭、私人收藏和其他非正式渠道继续流通，获得了存续的空间。
谁能决定一种声音可以被听见，什么声音被认为是正式的、标准的，什么声音又被认为是地方性的、不规范的，甚至是应该被排除的，这些都涉及一种语言等级（linguistic hierarchy）。粤语、闽南话、潮州话等语言并非天然处在不同位置，而是在不同历史和政治环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而当一种声音被排除出公共空间之后，它也不一定就完全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继续关注那些已经不再日常使用、却仍然能够被人辨认出来的声音。
问：您具体如何“听”？“听”什么？从哪些材料入手？
黄：广东南音是我目前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
南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它曾经是广东市井生活的一部分，后来逐渐淡出，却并未“消失”，而是先后出现在现场表演、印刷唱本、唱片、广播、电影、电视等不同媒介中，如今又进入数字媒介。
我会比较同一首南音从唱本到唱片之后，声音的节奏、音色和表演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也会比较原本发生在特定场所、面对特定听众的声音，在被录制、通过广播传播之后，又会被谁听见、在哪里被听见。对我来说，媒介不是一个被动的保存工具，它也会改变声音本身，以及人们接触和理解这种声音的方式。
我也研究早期粤语电影。1920年代，宁波邵氏兄弟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1933年推出粤语片《白金龙》并取得成功，此后逐渐与粤语电影形成长期关联。香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转角色：电影从业者和作品不断跨越地域流动，也让粤语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这也让我重新思考语言的跨地域传播。我们通常会把“语言被带到不同地方”，理解为人口迁移的结果：人去了哪里，语言就跟到了哪里。实际上，媒介同样可以让一种声音离开原来的地方，进入新的听觉环境。声音的流动，有时并不需要人的移动。
问：通过这些研究，您希望我们重新看到粤语的哪些面向？
黄：首先，我希望把粤语文化放回一个更大的地理网络中。
粤语文化史经常以香港为中心，但粤语的文化网络从来不只存在于香港。华南、香港、东南亚之间一直存在人员、媒体和文化的流动。如果把这些地方放在一起考察，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从一个文化中心向外传播的单向路径，而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粤语文化网络。
同时，我也希望把“听”更系统地带入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问粤语在哪里被使用、谁在使用，还要问：它在哪里被听见？谁能够听懂？什么样的媒介和环境，让一种声音变得可辨识、可传播？
这也让我开始思考一个新的概念——“sonic phantom”（幽灵听觉）。它指的是那些已经不再被日常使用，却仍然留存在人们听觉记忆中的语言痕迹。
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听见不存在的声音”，而是一种语言即使逐渐退出日常使用，它过去留下的声音经验，是否仍然会影响人们对地方、历史和身份的理解。
问：来到上纽大后，这些研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黄：学生带来的不同视角让我收获很大。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些人的家族有着复杂的迁移经历。我记得2024年秋天，我教“中国移民和侨民网络”（Chinese Migrant and Diaspora Networks），开课前布置了一份口述史作业，让学生回去问问自己的家族史。有学生告诉我，他只是问了一句“家里是怎么来美国的”，就听到了好几个版本，还牵涉到改名。按照家人的说法，当年过境时登记人员不懂中文，给老一辈换了名字，于是就有了很多个“阿明”“阿发”。改名字，看似事小，却关乎一个人到了新地方后，以什么身份重新开始。
跨学科交流也让我意识到，一些问题可以从不同方向继续往下走。比如和历史、人类学、艺术和媒体领域的同事讨论“sonic phantom”时，大家从各自的学科出发，让这个概念变得更加立体。
这个概念原本只是我正在写的书中的一个章节，但当不断从不同领域得到新的反馈，我开始意识到，它可能发展成一个更独立的研究方向。目前我正在重新搭建框架，希望把这个概念发展成一项更完整的研究。
上海本身也提供了更直接的文化现场。这里的放映和文化活动很多，接触创作者和观众也比较方便。来上纽大的第一年，一位同学通过实习认识了Movie Movie影院的负责人，我们后来在那里放映了讲述语言和移民身份的纪录片《女人世界》（Chinatown Cha-Cha），还邀请导演参加映后交流。对我而言，研究一部电影不只是分析作品本身，也可以走进它实际发生的文化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