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上纽大教授聚焦武汉疫情背后的社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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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2月底以来,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缪佳一直在从事一项研究,分析疫情期间武汉封城的70多天里,居委会成员和社区居民志愿者如何彼此疏导,共同面对精神生活上的挑战、共渡难关。

早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期间,缪佳就和来自武汉和香港的同事着手开展这项研究,招募志愿者调查了生活在武汉的约4000名居民。研究发现,武汉社区邻里间的支持与信任,即“社会凝聚力”,对于缓解新冠疫情对民众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团队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学评论》9月刊上。

今年秋季学期,缪佳加入了上海纽约大学教师队伍,同时担任学校新成立的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成员。在此,缪佳分享了研究背后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在她看来,该项目是她目前职业生涯中,学术和精神上收获最大的研究之一。
 

为什么会想到开展这项研究?

此前,我和同事一直在研究社区效应对上海、深圳、香港等中国城市居民的影响,也一直想把研究范围拓展至中部地区。听闻媒体报道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时,我和同事们刚巧就在武汉,准备为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合作揭牌。当时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谁都没想到事态会急转直下,不到一个月,这座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中部城市便被全面封锁。

面对世界各国对武汉封城举措的种种质疑,我们觉得自己作为社会学学者,有义务深入研究人们在此特殊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一旦与外部世界的物理联系断开,大家就需要依靠社会基础设施,比如居委会、志愿者团队等各种各样的社区组织,以获取必要的生活用品与社交互动。这对这些公共服务组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很想研究一下它们的运作方式及其对居民的影响。
 

你们在研究中调查了多少人?是如何联系到他们的?

我们注意到,封城的消息公布后不久,社交媒体上便开始出现一些有关武汉社会、居民的研究。但多数研究的样本都不具有代表性,其结果的可信度因而有待考量。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更为合理的取样方法,先是招募一些人参与调查,然后培训他们成为调查员,去联系不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居民。

这项研究在封城后一个月左右启动。受试者招募信息发布三天后,我们就惊喜地收到了超过150份回复。每位申请者都很想帮助我们,即便许多人手头已经有繁忙的志愿工作要做。最后,我们成功找到了来自武汉各大高校的149名师生参与调查并担任首批调查员,我们最终通过他们收集到了来自943个社区的逾4000份调查结果。许多调查员主动要求把他们的酬劳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令我十分感动。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很辛苦,不仅要加班加点地工作,还要应对令人压抑的消息。但大家还是在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人。
 

在武汉的抗疫举措中,社区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在中国,城市社区由居委会统一管理。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社区通常被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网格单位,在居委会下实行网格化管理,每个网格指定专人负责。以网格化管理结构为基础,政府政策在基层更容易实施。 

许多中国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社区的概念相对生疏,日常生活中与居委会的联系并不多。但遇到公共卫生危机时,你会发现,社区系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疫情期间,居委会工作人员每天检查居民的健康状况,给社区消毒,挨家挨户送菜送药,帮忙倒垃圾,处理所有紧急事务。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当居委会、志愿者团队这两大社会基础设施提供完善的服务时,居民报告的精神抑郁指数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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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居委会工作人员正在给居民楼消毒。图片由唐傲提供
 

封城期间,志愿者团体对社区有何影响?

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居委会开始人手不够。于是许多居民自告奋勇担任志愿者,帮助左邻右舍。

我们曾采访过的一位外卖配送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封城期间,因为回不去老家,他就索性一直留在武汉工作。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给医院送餐的订单,还收到附加的100元额外打赏——医院周围是武汉感染风险最高的地带,当时人人唯恐避之不及。这位外卖员后来发现,下单的这位女士其实并不认识医院里的任何一个人,只是看完新闻后深受触动,毅然决定为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做点什么。

这位女士后来一直会时不时地为医院下单,并额外打赏骑手。一天,她给了这位骑手三个N95口罩作为配送“小费”。骑手收到后十分惊喜,也充满感激,因为当时N95口罩非常稀缺。这位女士告诉骑手,这些口罩是一位医生为感谢她订餐而送她的礼物。这位在抗疫前线工作的医生自己两天才换一次口罩,但还是尽力省下口罩送给她,而这位热心女士又决定把口罩转送给外卖骑手,因为她觉得骑手会比自己更需要它们。危机面前,大家都在为他人着想,这位骑手深受感动。为了将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他决定加入志愿者团队。

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这位外卖骑手一样,起初犹豫不定,但随后纷纷被网上的新闻和故事激励,被左邻右舍和素不相识之人的慷慨相助打动,受人们抗击疫情的顽强意志鼓舞,坚定地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即便多数人都居家隔离足不出户,他们依然通过微信给予彼此精神支持,协调各项事务。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他们的付出与努力温暖了别人,也鼓励了自己。我记得一位志愿者告诉我,“还好做了志愿者,不然这70多天憋在家里,我可能都要抑郁了。”志愿者工作给予他们的归属感,彼此间的联结、信任与善意,对于缓解焦虑、增强信心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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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们正在搬运获赠物资。图片由唐傲提供
 

您的研究发现如何应用于其他国家?

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的社区架构十分独特。一些在中国反响积极的举措在其他国家、地区未必适用。但可以确信的是,加强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即我们在研究中强调的社会凝聚力——可以增强社区的活力与凝聚力,使居民在危机面前团结一致,共渡难关。政府可以创造更多增进居民间情谊交流和信任的机会来实现这一点。

我们CASER中心刚刚在香港完成了一项类似的研究,目前还在跟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合作,搜集美国的相关数据。我们计划将这三组数据进行对比,了解各个地区抗击疫情的方式有何不同。我相信对于大城市来说,新冠肺炎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以此为鉴并从中汲取经验,可以为应对下一场挑战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