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cisco Drohojowski，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上海纽约大学金融学访问教授。1978年，他首次到访中国，追寻外交官父亲——前波兰大使Jan Drohojowski的足迹。他的父亲也是首批公开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外交官。Francisco Drohojowski教授，与《汇报》分享了他的父亲与中国的渊源。
你的父亲是怎么见到毛泽东的？
我父亲于1942年，被波兰的西科尔斯基政府派遣至重庆，担任波兰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当时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执政，而我父亲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于是，成了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延安的常客。在延安，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成为朋友。
在中国的这段经历之后，他做了什么？
在中国工作了三年后，父亲被任命为波兰驻拉美大使，常驻墨西哥城。我就是这段时间在墨西哥出生的。1948年，他参与了波哥大事件，这一左派起义让毛泽东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交恶。此时，我父亲已成为彻底的中国支持者。1951年，他被任命为驻埃及大使。
抵埃及后，父亲向法鲁克国王递交国书，从而正式履行其职责。按照惯例，他由在埃及任期最久的外交官陪同出席这一仪式，当时，这位外交官是蒋介石政府的大使。
作为一名亲中者，我父亲拒绝由这位大使陪同。我相信，这是史上首次外交官的公开发声，支持“一中原则”。可以说，他是首批持这一立场的外国外交官。
六个月后，埃及政府宣布父亲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其以密谋反对君主的控罪驱逐出境。于是，父亲回到波兰，让母亲带着我前往巴黎，在那里等他。但这一离别，再见就是20年后了。
他回到波兰后发生了什么？
回到苏联控制的波兰后，他被任命为波兰最大银行——波兰储蓄银行(PKO)的首席执政官。到1956年，当他试图逃离波兰时，遭到原本应帮他离开的人的抨击。他被控携带货币出境，不过真实的原因是他对中国的支持。他遭到单独囚禁，在入狱期间一度感染肺炎，差点离开人世。
监禁了两年，自由不期而获。波兰政府收到来自中国的释放我父亲的要求。事后，父亲告诉我，当时兼任中国外长的周恩来以个人名义，请求释放我父亲。
此后他还回到中国过吗？
父亲于1958年获释时，拿着一张离开波兰单程机票，但没有国家愿意接收他，包括我母亲获得政治避难的墨西哥在内。麦卡锡主义的恐慌仍影响着墨西哥。没有别的选择，他只好返回波兰。此后，他成了一位教授，写下多本著作，其中包括林肯传记。父亲一直说，林肯是唯一一位值得书写的美国总统。
此后他没有再到访过中国。多年来，波兰政府想将我父亲送回中国，认为如果周恩来愿意接待他，波兰就能和罗马尼亚或阿尔巴尼亚一样，在中苏两国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但自雅尔塔会议后，我父亲厌恶由苏联控制的波兰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
你何时得以和你的父亲再相聚？
自5岁与他离别，我是在1972年回波兰时，才再见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已经25岁了。后来，我又回了几次波兰看望他。
1978年，我打算离开日本。当时我正为墨西哥政府执行外交任务，并决定在中国逗留。我想向我父亲汇报，在他离开中国的这三十多年后，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而在我最后一次探望他的那个月里，我父亲去世了。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多年前的介入，我可能早就见不到他了。在救了我父亲这点上，我欠了中国政府和周恩来一个大大的人情。
你找到过你父亲和周恩来的通信记录吗？
很遗憾，我没找到我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信件。他去世后，我们查看了他的公寓，什么也没找到，我觉得，也许波兰政府拿走了所有的东西。
在上海纽约大学讲课期间，我曾前往北京，想要查找档案，看是否有关于我父亲的记录。但很多档案都被锁起来了，很难查证父亲给我讲述的这些历史。一个朋友安慰我说，“话语比档案来的更真切。这些故事都是你父亲亲口告诉你的，你记忆中的他，比你在所有的研究档案里发现的他，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