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受新一轮疫情影响实施静态管理以来，各社区居委会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解决居民困难，组织大规模核酸检测，转运阳性病例，发放、采购及运送物资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缪佳就开始对当地居委会、志愿者等社区基层组织在封控期间的工作，尤其是保障居民生活的作用展开深入研究。如今缪佳教授身处疫情封控中的上海，亲历与武汉当年类似的情形，便再度就疫情封控期间居委会的作用展开探索，并探讨如何优化居委会职能，更好地服务居民。
在上海的此番经历对于您深入研究居委会的作用有何帮助？
在此前有关武汉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疫情封控期间，社区街道、居委会和志愿者是支持居民生活的重要力量。研究数据显示，社区居委会给予居民的支持、信任和尊重程度，与居民感知到的社会凝聚力呈正相关，与居民心理压力呈负相关。
我在上海看到了相似的情形，也通过亲身经历获得了第一手资料。我是我们小区的志愿者，我们与居委会紧密合作，协调物资采购，帮助小区里的老年人和外籍居民，协助解决各方纠纷。这些经历帮助我深入思考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各社区组织间如何开展合作与竞争、如何建立社会凝聚力等等。疫情防控给整座城市带来严峻的考验，却也让社会学家有机会重新审视社会组织过程和城市治理方式。
身为社会学家，您此次研究关注哪些方面？
我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如何建设韧性社区和提高社会凝聚力。在面对疫情这种公共威胁的时候，社会凝聚力是一种宝贵而强大的集体资源。我们每天都置身于海量信息之中，内容或积极或消极。然而，为什么不同居委会的表现各有千秋？为什么不同小区之间，居民的满意程度和凝聚程度会不同？我希望从构成社会凝聚力的三个层面来了解，即涉及人际互动的微观层面、社区组织与治理的中观层面，以及和地区或全市战略部署相关的宏观层面。此外，若研究发现携手应对疫情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那我们或许可以借助这种集体资源来解决未来的其他挑战。
武汉和上海的社区在应对疫情时发挥的作用有何不同？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武汉，社区基层组织都是在疫情封控期间支持居民的最关键的力量。不同之处在于，武汉是全球首个遭遇新冠疫情并实施封控管理的大型城市。由于当时对新冠病毒的了解有限，早期病毒毒株导致的死亡率比如今的奥密克戎要高得多，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社会上弥漫的恐惧、焦虑和无助情绪也更普遍。所以通过封控来阻止病毒进一步扩散的做法更能得到认同。
两年来，我们已经对新冠病毒有了了解。与之前的病毒毒株相比，奥密克戎变种的传播速度更快，感染症状更轻，给抗疫措施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居民情绪焦躁不安，对防疫策略的不同想法也更多，甚至造成邻里不和。在现阶段，兼顾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发展成为一件极具挑战的事。
疫情防控给城市医疗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您在上海观察到了哪些变化？
随着《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的发布，上海在这次疫情当中针对阳性病例的诊断以及住院时间等都做了调整，以减轻医疗负担。但上海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约占36%，日常就对医疗资源存在着巨大需求。而在紧急情况下，即便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会积极协调联系医院，要完全满足这些就医需求仍然存在很多困难。
纵向来看，居委会的作用经历了哪些变化？您认为其作用在未来又将如何随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居委会在国内城镇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居委会是居民与市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其服务覆盖范围广泛，包括落实社会福利政策、收集居民意见与诉求、调解居民纠纷，等等。随着城市人口构成愈来愈多样化，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居委会的工作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的很多城市、乡镇和农村地区都采取过不同形式的封控措施来减缓病毒传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防疫政策可以做怎样的调整来适应病毒的变化，以尽量减少防疫措施对社会经济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要处理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的影响，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首先，要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率，特别是老年人和其他易感人群的接种率。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的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第二，要拓宽居家检测试剂盒的获取途经，降低其价格。同时探索让有条件的居民居家隔离的可行性，并特别关注无法上网或难以自检的老年人群体。第三，要做好科普工作，加强公众对新冠病毒防治，尤其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特性的了解，积极学习科学预防疾病的手段，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恐慌，以避免给医疗系统带来额外的压力，同时也避免对高危易感人群或感染者的歧视。最后，我们需要加强分级诊疗制度体系建设，实现病人分级分类就医，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社区或区一级的医疗人员需要接受新冠肺炎诊疗培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尽量扩大ICU容量，有备无患。当然这是一项长期投资，但我相信，积极增强ICU容量和接诊能力对广大人民群众无疑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