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城市科学与政策副教授关成贺曾作为建筑设计师、城市规划师、房地产开发商、建筑承包商、城市研究咨询师，在日本、巴哈马、美国和英国工作多年。然而，而立之年后，他决定改变自己的职业重心。
在目睹了诸多国际大型城市开发项目因为与建筑和设计毫不相关的原因而“流产”后，关成贺最终决定走上一条更贴近城市科学研究本身的职业道路，并进入哈佛大学设计院攻读博士学位。“有时候，你需要多花点时间探索自己真正的热情和兴趣，”关成贺说。自2018年加入上纽大以来，他曾担任多个城市研究项目的领头人，通过时空分析、人工智能、城市大数据，探索如何从城市科学的视角规划设计未来城市。
目前，关成贺正在与跨学科机构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同事合作，利用手机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城市系统与基础设施。关成贺表示，于他而言，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研究实验室，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适宜开展城市研究的地区。“上海的城市政策和城市规划水准均位居世界前列。上海还构建了连接大小城市的城市网络。”作为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关成贺正积极推动城市科学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将上海纽约大学的学术领先成果推向产业界。
在新冠肺炎疫情趋稳、师生员工陆续返校后，上海纽约大学《汇报》在世纪大道教学楼前的“植物园”中采访了关成贺教授，简要讨论了他的研究成果与职业生涯。
新冠肺炎疫情会对城市研究和城市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与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息息相关，因为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无疑是病毒传播率最高的地方。因此疫情暴发后，许多学者咨询城市该如何应对疫情——这让城市科学领域再次站到了科学研究的前沿！我认为，在审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时，我们要综合看待三个重要因素。其一是封闭式管理社区。我们是应该提高社区通透度，还是执行更为严格的政策加强封闭式管理力度？其次是城市绿地系统与健康城市。我们该如何重新设计都市之“肺”——城市绿地，使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能有更多用武之地？第三个因素是区域城市化。过去，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城市系统的效能，如在运输系统方面建设高铁、在土地利用方面开发封闭式社区。在疫情的影响下，我们可能需要以另一种方式看待我们生活的城市。健康城市、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居民的幸福度）都是我们应当考虑的因素。
为什么大数据对城市研究来说如此重要？您是从何时开始研究大数据的？
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分析和模拟城市的另一视角。数据框架的复杂结构揭示了新的发现，归纳了创新的方法，并创造了新的知识。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数据跟踪流行病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日常情绪波动，这有助于决策者在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之间找到平衡。
大约十多年前，我开始从事大数据研究，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处理的是“大”数据。但是当年的机器计算能力还慢得多，机器学习方法在城市研究领域尚未流行，很少有人采用人工智能的复杂方法开展城市研究。之后，我在哈佛大学遇到的同仁鼓励我在城市研究中继续走大数据应用的道路。
您希望学生从您的课上学到什么？
对于入门级课程“中国的城市化”的学生，我希望他们能通过课程学习更清楚地了解城市研究、城市科学是什么，以及如何从他们各自的专攻领域思考城市研究。因为不论他们来自哪个专业——商业、数据科学或是计算机科学，其所学内容都与城市密切相关。
对于修读中级课程“规划全球城市”的学生，我尝试提高要求，希望他们不仅会运用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空间数据解读。在这门更高级别的课程中，我鼓励学生理解、把握全局——从数据的获取、融合、处理、分析，到根据数据反映的结果采取政策干预，都要有所了解。
我希望学生在看待城市问题时能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等我课上的这些学生毕业的时候，或是15年后在各行各业担任要职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利用有关城市大数据的知识技能解读数据、做出决策。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和同事发表的论文也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唯有当这一代学生用这些知识来决策的时候，才能看到效果。
所以，我在教学中关注的是如何塑造下一代城市规划者和思考者，确保他们不论未来在何处就职，都能拥有开阔的视野，以开放的心态探索城市规划问题。
您是如何将上海这座城市融入研究和教学之中的？
其实，我最初指导的两个本科生科研基金项目（DURF）就聚焦于上海这座城市。其中一个项目是关于公共厕所的空间分布能否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另一个是关于城市绿地的拓展。两个项目均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发起。参与项目的学生在研究中发现，2000—2020年是上海城市绿地拓展的高峰，同期上海的土地使用新规付诸实施。学生们收集的数据已被整合至学校城市研究数据库中，可供有兴趣开展相关课题研究的学生使用。
同时，我也参与了文理学部主任Maria Montoya领导的上纽大“上海项目”的研究。该项目试图通过跨学科手段剖析上海的自然历史和城市生态。目前，我们正在收集有关人们对上海不同绿地的态度的数据。通过“上海项目”，我们也在和上海其他兄弟院校，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等，合作生态城市的课题。
此外，我手上还有几个研究项目正在进行。第一个是与东京大学和日本手机运营商的合作项目，我们共同研究城市公园的表面区域。其次，我们还在与牛津大学合作，探索移动手机数据使用的周期性变化以及疫情对中英两国影响的对比。第三个项目中，我们打算为“旅行行为与社会期刊”（Journal of 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的一期特刊贡献内容。如果进展顺利的话，该项目将是我们与国际中国规划学会的一次重要合作。目前，我正在和学生一起用社交媒体数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依托上海纽约大学城市研究中心的平台，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合作。
业余时间您会做些什么？
闲暇时，我喜欢徒步旅行和跑马拉松。这两项爱好同样丰富了我对城市的理解！在不同大洲、不同城市穿过形形色色的街区，赋予了我看待城市生活和文化传承的多样视角；在不同的地形之间穿梭徒步，帮助我理解城市化对环境和地球的影响。
--
本采访因篇幅限制有所删改。
点击阅读对话文理学部主任、历史学教授Maria E. Montoya，对话数学教授Pierre Tarrès，对话哲学教授滕璐，对话计算机科学教授郭斯瑶以及对话全球中国学助理教授赵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