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中国当代科幻作家刘慈欣做客上海纽约大学，与交互媒体艺术项目艺术客座教授Sheldon Brown进行对谈，并与上纽大师生进行了交流。
活动一开始，刘慈欣朗读了他最知名且最畅销的著作《三体》里的章节。他的《三体》三部曲荣获2015年雨果奖最佳小说奖，这也是世界科幻文坛最高奖项，在海外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文字版本并出版。他的受欢迎程度在现场可见一斑，同学们早早就到报告厅占位，并用手机录制刘慈欣朗读作品的视频。
约一小时的对谈不断引发现场400多名观众的笑声与掌声，话题涉及文化对科幻小说的影响、科学在科幻写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反乌托邦小说写作的兴起，以及科幻小说与预测未来的关系等。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科幻小说的“全球视野下的社会”项目讲师芮安（Adrian Thieret）表示，“《三体》和刘慈欣的其他作品在国内外受到喜爱，部分原因在于刘慈欣描绘宏大宇宙极富特色的的表述方式，为我们人类生存提供了新的视角，并鼓励更多人向外探索宇宙。”
“刘慈欣非常了不起的一点是他开始改变国内外读者对科幻小说的态度，”芮安说。“他在中国引领了一股科幻小说的风潮。《三体》的粉丝开始了解并喜爱郝景芳等新一代中国作家的作品。”
以下为此次对话活动中，刘慈欣的一些精彩回答：
1.您的著作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的广度和复杂性，不管是从历史的、科学的、哲学的还是人文的角度。您自己对于科学世界的探索，是怎样与各种科学概念相融合，在小说创作中得到体现的？
于我而言，科幻小说创作与科学本身的关系，与传统意义上对两者关系的认知与理念是相反的。因为传统观念认为，科幻小说有助于大众了解、传播科学，培养大众对科学的兴趣。但在我看来，这个机制是反过来的。我并没有兴趣传播科学，我只是利用科学作为一种资源，来帮助我写科幻小说。所以，我做的所有努力就是在最前沿的科学领域，挖掘其中的故事资源。比如说，一些物理学的前沿研究，常常颠覆我们的常识。我认为，撰写科幻小说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科学资源。
2. 中西方科幻小说是否因为不同的起源和历史背景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东方的哲学传统如道教、儒教思想等，是否影响到你的创作？
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话，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共同点远大于差别。出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科幻小说肯定有所差异，但主要不是由工业化、技术革命的缘故。西方有很深重的基督教文化浸染，而东方没有。这就会在两地的科幻小说创作中有所呈现。比如说，克隆人、制造生命在西方是一个在宗教层面非常敏感的题材，但在东方文化当中，这一点却并不是非常明显。
我从来没有在写作中刻意彰显在中国哲学层面的特色。但作为中国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创作，一定会受到影响。不过，我感觉西方的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对我的影响更为深远。中国的哲学，跟西方的哲学相比，更像朦胧诗一样，很多事情都不说清楚，这不像科幻小说的思维方式。
3. 中国公众对科幻小说的接受程度如何？对于科幻这一文学体裁有何认知和感受？
在中国，公众对科幻小说的认知与学术界或知识阶层的认知差别非常大。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在公众和学术界的认知是类似的，是一种东西，但聊起科幻，大家就各有各的看法。有一件事比较能代表中国公众对科幻小说的看法，就是我的科幻小说曾获得的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奖励，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是作协颁发的，也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看法。那就是科幻小说是一种儿童文学，来给孩子们普及科学知识，启发他们的想象力。这显然与学术界、与西方对科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情况也在改变，至少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身上。他们的思想更有科幻色彩，他们不像前辈一样只关注个人周围的生活，他们的眼光看得更远。人类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整体，他们更多地把自己当成是人类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中国人。这可能是科幻文学和思想在其间的作用。
4. 您怎么看待科幻作为预测未来的一种方式？
首先，科幻小说能够预言未来这种说法，或多或少是一个误解。如果你对科幻小说有一定阅读量，你就会发现真正的预言几乎找不到。我举两个以年代出名的科幻小说为例，一个是《2001：太空漫游》，一个是《一九八四》。两个年份都已经过去了，然而现实和书中描述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所以科幻小说和未来的关系不是预测，而是排列。它把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让大家来鉴赏。而一个作家为了写出好的故事，往往选择去写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这最让人振奋。而有时往往是这些最不可能的事，最后却变成了现实。所以，如果你排列了尽可能多的可能性，那么总有一两个转变会成为现实。就像一块坏了的表，一天中也有两次是准的。
5. 宇宙中有没有一些领域是人类不应该去探索的？
我不这样认为。对于科学，只要我们能去探索就一定去探索。当然科学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我们应该降低这些负面效应。也许探索科学会面临一些危险，但停止探索，阻止科学的脚步，是人类面临最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