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课堂拓展话语边界

近期，上海纽约大学的三名大三学生在Joshua M. Paíz博士的指导下，发表了两篇关于酷儿议题的学术论文，探讨性少数群体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以及酷儿叙事中的社会隐喻。这两篇论文都源自于他独特的课堂教学实践。

自2016年担任写作课程讲师以来，Paíz着重于设计一些课程，能够启发学生用批判性思维审视、考察社会话语体系如何构造与限制身份认同。

“加拿大作家Shyam Selvadurai的小说Funny Boy是课程的阅读书目之一，对LGBT用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著作也在阅读范围里。”Dr Paíz说，“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同学们的课堂参与度很高，很多人还将这一身份认同议题定为期末论文主题。”

Paíz博士和学生积极寻求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自今年1月起，已有两篇论文获得发表。

2019届学生朱钧涵的论文“Queering the Classroom: A Teacher’s Action and A Student’s Response”刊登在TESOL Journal学术期刊上，这篇探讨教育的论文从老师与学生的角度，评估了Dr. Paíz的课堂教学。

“将性少数群体话题引入大学课程可以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们在身份认同道路上所经历的心理挣扎，让我们从更广泛、更自然的角度理解性少数群体。”

受课堂上积极反响所鼓舞的Dr Paíz和朱钧涵与三名2019届学生孔安东(Anthony Comeau)、Agnes Santiano、张菁怡以哈金（Ha Jin）和短篇故事《新郎》（The Bridegroom）为例，研究本地英语变体（即中国英语）如何用于创造酷儿身份。

以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为模版，他们从酷儿理论和酷儿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最后，这篇标题为“Queer bodies, queer lives in China English Contact Literature”的论文近期在Open Linguistics期刊上发表。

孔安东同学特别分析了《新郎》中Baowen这个人物角色，研究他的性取向在语言体系、社会观念以及政府行为中如何受到压抑，如何提出质疑，激发矛盾。

“小说中提到同性恋在中国通常被认为是来自国外的“舶来品”，意味着家族传宗接代的中断，所以同性恋是‘反中国’的，“他解释道，”有了这样的联想，同性恋相关的语言词汇便蕴含了冲击破坏传统两性关系、性别、文化以及家庭权力结构的巨大潜能，我在论文里探讨了这种关系的破裂。“

孔安东认为这种教学与研究的方式促进了课堂上的对话交流，让所有学生感受到所学内容的意义。“内容越普遍，越能使我们抛开之前的固有视角。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运用于课堂，不仅限于性别和性取向。”

Dr Paíz认为，酷儿课堂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将长久以来因社会阶层、种族背景、性别等原因被社会广泛边缘化的群体带入课程，得到大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