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Christoph Conrad：全球老龄化的未来危机

世界正在衰老。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2050年，全世界6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一倍，到2100年将增加两倍。60岁及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所有较其年轻的年龄段。这将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劳动力、住房、交通、社会保障和家庭结构等产生巨大影响。

上周，上海纽约大学历史与欧洲学副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副教授Alexander Geppert，在其讲授的“战争与和平：1900年以来的欧洲”课上，邀请了日内瓦大学历史学教授Christoph Conrad与学生进行交流。Conrad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追溯全球老龄化的历史渊源，在11月8日的讲座中，他与上纽大学生分享了相关研究成果。其间，Geppert教授的学生、2021届的杨子齐，与Conrad教授就全球老龄化问题进行了一对一访谈。

问：您是如何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历史的？您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830至1930年间的德国老龄化历史，这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历史学专题，综合运用了人口学、医学史以及国家社会福利发展的研究方法。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学习研究期间，我对比较研究方法产生了兴趣，从国际化视角出发，发表了关于社会政策和代际公平的相关研究结果。

我目前的研究课题“全球老龄化”，可以说是回归了最初的研究兴趣。但因为要分析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料，这一研究对我来说也是一场全新体验。虽然我对分析人口学和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硬数据抱有兴趣，但我更想探索研究的，是世界观、专家论述和老龄人口的形象呈现。这种内容构成了我们对未来世界的展望，也能促使决策者深入理解老龄社会的潜在影响。

问：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从全球视角看待老龄化问题？您所说的“全球”，是否指老龄化社会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或者说，需要各国合力思考解决方案？

“全球老龄化”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是全球性的。首先，人口结构变化是全球范围的专家、规划者、记者和政治家进行全球性讨论的对象。联合国及其在人口、健康和工作领域的专门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均在这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次，老龄化浪潮是“全球性”的。虽然表现在不同国家，其时间、程度和影响范围也有所差异实际上，但老龄化的产生原因（生育率下降、平均寿命上升）几乎涉及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最后，这也是你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探讨全球老龄化所产生的政治、科技、经济策略是“全球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的。

由于社会保障、家庭和卫生政策主要隶属于国家职责，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国家应首当其冲应对各自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过，加速人口变化的许多因素，例如计划生育、疫苗接种、传染病对抗、总体发展方针等，包括对于理想家庭或代际关系的文化观念，也都受到国际交流和全球流通的影响。

问：老龄化令世界发生了何种变化？它如何改变欧洲、亚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家庭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因为世界不同地区、甚至同一个大洲不同地区的家庭结构差异很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成人和老年人的寿命变长，让家庭生活更加稳定、可预测，延长了几代人之间的交集时间。如今这个趋势在欧洲非常普遍，例如，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家庭数量激增。

不过，这些家庭很少会一起生活。个人主义、经济必需品的充足、住房紧张以及迁移等多种因素，造成小型核心家庭以及独居者数量的增多。与此同时，中国、韩国等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导致亲缘关系结构的变化——家庭最年轻一代的人数少，祖父母、外祖父母人数多，形成一个倒金字塔结构，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

问：传统上，我们依靠社会机构和社会规范为老龄人口提供照护。在蓬勃发展的养老行业，每天都会出现创新商业模式。如何评论这种转变？

在世界很多地方，和社会上的许多其他群体一样，私营领域长期参与了对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护与医疗保健。私人养老基金、健康与人寿保险、看护服务、医院、养老院，均有长久的发展历程。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增大所带来的变化之一，在于他们成为了主动的、受尊重的消费者。老年人的需求和购买力促进了社会的许多发展，包括通信或移动技术的进步、功能更强大的家电产品、以及医疗设备或物联网等。

所有这些都是受市场驱动的、极其有活力的，并不是只有年轻人才能成为商业关注焦点。不过，让我感到忧虑的是，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日益严重，以及无法受益于这些创新的人受到排斥。所以，公私合作、健全的监管，以及对非预期后果的关注都至关重要。